R·H·托尼在《平等》（1931）一书里写道：“‘等级’这个词暗示着种种令人不快的联想。所以，只要在这个话题上稍作逗留，就会被理解成是精神变态、嫉恨和充满偏见的症状。”
等级这个观念相当令人尴尬。社会学家保罗·布卢姆伯格在他的《衰落时代的不平等》（1980）中，干脆把社会等级称作“在美国遭禁的思想。”哪怕这个话题刚被触及，人们就开始变得烦躁不安。当有人问一位妇女，她是否认为这个国家存在不同的社会等级时，她回答道：“这是我所听到过的最最肮脏的字眼！”而一位男士则显得很愤懑：“社会等级应该被彻底消灭！”
这恰恰暴露了一个问题：越是感到烦恼和愤怒，越说明等级存在的真实和严酷。
对社会等级高度敏感的往往是中产阶级，有时候他们甚至会被这个问题吓得要命，他们非常担心自己会下滑一个或两个等级梯级。而上层阶级愈热衷于谈论这个话题，就愈显得地位优越。至于贫民阶层，通常并不介意讨论这个话题，因为他们清楚，自己几乎无力改变自身的社会地位。
底层的人们乐于相信，等级是以拥有财富的多少为标准的；中层的人们认为一个人所受的教育和从事的工作类型同样重要；上层的人们以品味、价值观、生活格调和行为方式来判断等级，而对金钱，职业或受教育程度则未加考虑。
斯塔兹·塔克尔曾为写作《美国：分离街》（1967）采访过一位女士。“就在这条街上，住着几乎各种等级的人们，”她说，“可我不该提等级这个字，因为我们并不是生活在一个有等级差别的国家里。”接着，职业标准就来了，“但在这条街上，既有看门人，也住着医生，还住着商人和会计师。”社会学家发现，被调查者的第一句话几乎无一例外地是：“我们这个城市没有等级差别。”此话一出，也就道出了这个地区存在的等级差别。
一些美国人满怀快意地看待70年代电视连续剧《灯塔山》的失败。这是一部有关上流社会的作品，以英国戏剧《楼上，楼下》为原型。观众坚信并藉此安慰自己：这部作品之所以失败，是因为美国并不存在等级制度，因而没有人对这类题材的东西感兴趣。其实他们错了。《灯塔山》受冷落，在于它所关注的也许是本地人最不感兴趣的部分——准贵族上层阶级。如果故事讲的是上层阶级与中产阶级的冲突，并抵制后者向上侵入的企图；或者是中产阶级同仇敌忾地对付低于自己的阶级，那么这种戏剧化表现的效果就会好得多。
爱尔兰诗人托马斯·莫尔感到，随着美国确立了主张人人平等的宪法，一种特殊的困境已经降临到美国人的生活中。他将华盛顿特区的公民描绘为“生来是奴隶，却想奋斗成为主子”的人。托克维尔在《美国的民主》一书中，精确地触及到一个特殊问题：对等级的渴求。“这里的人们要付出世上最多的艰辛和努力来获取——恐怕这个词远不够正确——地位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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